1865年12月，包法利夫人在多維爾海邊病逝。永鎮醫生夏爾·包法利先生在接到電報後，悲痛地前往多維爾處理後事。然而包法利夫人死前疑似感染嚴重的傳染病。包法利先生因此沒能帶回妻子的遺體，僅僅将一罐骨灰送入教堂。

巴黎，聖安東尼區。

一家地下印刷坊内，雷蒙·布蘭德利捏着鼻子躲避腐臭的油墨味。老闆雅克是個獨眼老頭，據說年輕時因為僞造路易·菲利普的簽名差點被吊死，後來專接“特殊訂單”，雷蒙父親生前也曾是他的大客戶。

“1848年的死亡證明？您可真是懷舊。”老雅克用僅剩的那隻眼斜睨着這位小貴族，上次見到他父親時，他還是個小豆丁。老雅克黃闆牙叼着煙鬥：“标準模闆五法郎一張，帶污漬做舊的加價三蘇。”

1848年法國六月革命期間，巴黎街頭成了絞肉機，光聖雅克街一天就死了兩百多人，屍體多得堆在教堂門口發臭。整個巴黎死了多少人，都是誰，沒人能說清。

雷蒙甩出兩枚金路易：“行，做三張，紙張必須和市政廳存檔的同批次——可别拿糊弄外省人的破爛貨糊弄我。”

“姓名？死亡時間？死因？”老雅克攤開泛黃的空白證明。

“弗朗索瓦·莫羅，1848年6月25日，流彈貫穿左胸——對了，他得是個波蘭人。順便再給他弄一套遺囑。”

老雅克從桌子底下摸出一本黃皮冊子，封面潦草寫着“1845-1850 巴黎市政登記”。他翻到一頁報廢的死亡證明，提起羽毛筆開始仿寫某市政登記員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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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前，林岚到巴黎與雷蒙交換信息、制定未來一段時間的交易策略。走前她拜托雷蒙幫自己完成莫羅夫人的身份文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您要僞造你那個死掉的丈夫？夫人，您可真喜歡給我出難題！”

“隻是死亡證明而已……”林岚扔過去一沓文件，封皮上潦草寫着“1848年巴黎死亡記錄”，顯然是從巴黎市政廳檔案室抄錄得來。“六月革命期間的死亡記錄非常混亂，很容易就可以僞造。”

“冷靜點，夫人！就算死亡證明可以僞造，但出生證明呢？其他法律文書呢？”雷蒙急得打轉，先是假裝寡婦，然後僞裝男人，現在還要假造死人。天！這個女人以後還會讓他做些什麼！

“所以才需要布蘭德利先生的天才頭腦。”她似笑非笑地抿了口紅茶，“以及您和您家族的朋友們。”

最後，在傭金翻倍的誘惑下，雷蒙天才地想起了那群東歐的逃亡貴族們。于是，莫羅夫人便愉快地決定成為一位波蘭逃亡者的法國遺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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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雅克那兒弄到做舊的死亡證明和遺囑僅僅是開始。雷蒙還得讓它們走一遍1848年的行政流程。

比如雷蒙今天去見的菲利普·杜邦，一位在魯昂法院當書記官的老同學。這家夥大學時連《拿破侖法典》都背不全，如今卻混成了檔案室的管理官。

“親愛的菲利普！”

雷蒙熱情地摟住老同學肥厚的肩膀，在他辦公室上放下一瓶瑪歌酒莊陳釀，“聽說你最近高升了？我可太開心了，特地為你帶來了我的珍藏！”

菲利普嘴角抽抽，眼饞地看着那瓶稀有的年份珍藏，再瞅瞅雷蒙擺桌上的兩份文件。

“來吧，這份死亡證明和遺産繼承文書上，需要個小小的印章……”雷蒙把文件推過去，底下壓着三張面值100法郎的鈔票。

菲利普掃了眼金額，喉結滾動，神色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