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是華生醫生從1888年到1889年的手稿摘錄。

在二十世紀伊始，那個戰争還沒有席卷歐洲的土地、讓我們為之自豪的英格蘭也不曾失去往日榮光的時代，我的密友歇洛克·福爾摩斯早已退出了倫敦大衆的視野，在蘇賽克斯一個不被人打擾的小地方過着隐居的生活。去年他的一封來信告訴我他對蜜蜂這種小生物突然有了濃厚的興趣——我本以為蜜蜂隻是他用來指代層出不窮罪犯的另一個文字遊戲，沒想到這兩天他真的寄了幾罐蜂蜜過來。“為什麼不把有關開膛手傑克的案子重新整理出來呢？”他在附件上這樣寫道，“我聽說你在撰寫《最後緻意》。”

鑒于福爾摩斯很少對我的作品發表意見，這聽起來倒是個不錯的主意。不過很不幸的是我已經把《最後緻意》的幾篇初稿全部交給了出版社，而如果把1888年秋天發生的慘劇硬塞到我手頭的《新探案》（我在裡面足足放了一打的案件記錄）裡面的話，恐怕那會讓我這個鮑斯威爾的傳記失去原本平衡的美感。所以我找到了折衷的辦法:我翻出了兩捆寫滿字的羊皮紙，把其中雜亂無章的報紙剪切按照時間順序疊好，包好了寄給同樣住在蘇賽克斯的瑪麗絲·王。我們這位忠誠的朋友是如此細緻，我完全可以把我這些年的手稿放心地交給她處理，而不用再擔心世人會指責我閉口不談開膛手傑克和福爾摩斯之間曾經發生過的故事了。對于那些心懷好奇的讀者，我們不妨引用一下那句老生常談的古話:“天理昭彰，暫時包庇起來的罪惡，總有一天會揭露出來的。”

8月7日的上午，我和妻子剛剛吃完早飯，一則電報就送到了我的手上。上面沒有署名，隻有幾個單詞:“雷斯垂德求助，有空速來貝克街。”

“看上去福爾摩斯先生碰到了很着急的情況，”我的妻子越過桌子憂心忡忡地看着我，“親愛的，你要不要趕緊出發？”

“你确定不需要我的照顧嗎？”換作平時，我肯定二話不說就會去當福爾摩斯的得力助手，但眼下我更關心的是梅的身體。

“沒問題的，我今天要出去寄封信到坎伯韋爾，問問弗雷斯特夫人的健康狀況。”

“如果你能去拜訪她們就好了，”我答道，“最近你的心情總是有點低落，換一個環境和朋友們放松放松對你會有好處的。”

“别擔心，”梅輕輕地握了握我的手，“我會幫你料理好診所的事情的，路上小心。”

等我匆匆趕到貝克街時，福爾摩斯已經叫好了馬車，在門前的台階上焦急地踱來踱去。

“老夥計！要是你再晚來一會兒，我就要抛下你獨自行動了。”

他一把把我拉上馬車，用手杖敲了敲馬車頂，報出了我們的目的地白教堂。我在位子上坐定，對我們為什麼要去倫敦東區那個貧困肮髒的地方一點頭緒都沒有。

“從你右手虎口看來早上你已經抽過雪茄了，親愛的華生，那麼你讀過今天的報紙了？”

“是的，但我隻看來闆球和金融版面。”

“啊，看來你錯過了《星報》上的新聞，那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值得尊敬的朋友雷斯垂德這麼早就邀請我去白教堂給予他較為專業的幫助。”

“白教堂出事了？”

“有位身份不明的女士被殘忍地刺死了，報紙上說屍體上有二十處刀傷。”

我倒吸一口氣:“這是相當恐怖的暴行了。”

“沒錯，但我仍然懷疑報紙上對于細節的準确性；要知道媒體往往會為了銷量誇大其詞地描述事實。在白教堂那種地方，暴Ⅰ力行為并不少見。如果你像我一樣了解倫敦各地區的大小犯罪案件，就會知道為什麼就連最機靈的警官也會對那裡的治安束手無策了。舉個例子，今年四月份的時候也是在東區，有個叫艾瑪·史密斯的可憐女人被三個歹徒捅了一刀，她身上的财物被搶光，回到住所第二天就咽氣了。這種缺乏謀劃的犯罪遠比其他類型的案件更難偵破，也就是那三位兇手至今還逍遙法外的原因。這樣類似的事情一隻手都數不過來，我們能做的隻是盡量地保護那些無辜的人。雷斯垂德給我的地址應該就是這附近，我們下去吧。”

事實證明，瑪莎·塔布連的悲慘遭遇隻是那一系列噩夢的開端。或許白教堂永遠不會開口訴說她所知道的血腥真相，開膛手傑克這個稱呼也會在家長們恐吓頑皮孩子的故事裡成為不愉快的傳說。但對我們這些曾經深陷其中的參與者而言，那是一段無法忘記的經曆，無罪的死者依舊會以某些方式影響和觸動我們，讓我們對現在安甯的生活心懷感激。

福爾摩斯領着我走過彎彎繞繞的小巷，在幾座連排的破爛房屋前停了下來。他用手杖柄敲敲門，我很快就看見雷斯垂德那張熟悉的略帶土色的面孔出現在門口。這個小個子警官什麼都沒說，隻是打開門讓我們走進房間。因為缺少光照，房間裡陰暗潮濕，混合了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零星幾個陳舊的設施過于簡陋，甚至無法充當一個功能齊全的停屍房。正中央由木闆搭成的桌子上放的應該就是受害者的屍體，被我們面前的陌生人擋住了。

“福爾摩斯先生，這是驗屍的醫生蒂莫西·吉利恩先生。”

“你好，吉利恩醫生，這是我的好友兼同事約翰·華生醫生。”

吉利恩醫生是一個神色疲憊的中年人，在和我們握手時，他淡金色的胡須微微顫動着，臉上的皺紋看起來更明顯了。

“很高興認識你們。我對這具無名屍體的分析已經足夠了，華生醫生，你可以過來再檢查檢查，确保我沒有什麼遺漏。”

“我們已經确認了她的身份，”雷斯垂德說，“她叫瑪莎·塔布連。”

福爾摩斯或許還問了雷斯垂德幾個問題，但那些聲音從我耳邊略過，沒有留下什麼實質性的印象。隻要是身心健康的人類，我想，在面對同類的如此慘狀時是不會無動于衷的。我自認為阿富汗的戰場培養了我堅毅的性格，而和福爾摩斯出生入死的這些年裡我所見過慘不忍睹的景象也不少；可面前這具體無完膚的屍體還是深深觸動了我，讓我一時間失去了理性判斷的能力。雖然屍體已經被簡單地清洗過，上面數不清的傷口還是和被血浸透的衣服碎片糾纏在一起，向外翻出的脂肪和肌肉組織看上去比暴露在外面的碎骨頭還要可怕。沒有留下什麼傷痕的臉龐由于浮腫而變形，蒼白的膚色上小片的屍斑顯得格外突出。

“這上面絕對有不止二十處刀傷。”我終于結束了檢查，把頭扭過去。福爾摩斯和我對視了，他的眼裡也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一共是三十九處，”吉利恩醫生說道，“我認為兇手有兩把武器，這些密布的小傷口很顯然是袖珍折刀造成的。”

“那麼這個貫穿胸骨的傷口就來自更為鋒利的武器。很可能是一把帶韌長刀。”我接口道。

福爾摩斯卻打斷了我們:“這一點還有待考證。隻要着力得當，用普通的餐刀都可以輕松切開骨頭。兇手不太可能兩隻手都用來持刀而保證不傷到自己，除非這兩把武器分别屬于兩個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