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當頭，正值夏日午後兩點鐘。

李老師守在教育局門口，懷着惴惴不安的心，焦急等待着張副局長來上班。

張副局長是她們這支扶貧隊的領導，直接管理她們這支從各鄉鎮抽出來參與脫貧攻堅的老師們。

當時，李老師雖然不是黨員，卻也積極響應号召，報名參加到脫貧攻堅的浪潮中。她想女兒即将初三，準備向市裡最好的高中沖擊，自己也不能被女兒“比下去”。

最終，李老師下鄉扶貧一年之際，女兒也憑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以中考七百分的優異成績，被市裡最好的高中以全市統招的方式錄取了……

今天，這已經是李老師第七次來請假了。之前的六次請假，她都被拒絕了。領導拒絕的理由很簡單，也很堅決。

“縣裡下了死命令，除非自己熬死了，否則家裡就算是父母死了也必須堅守崗位，奪取脫貧攻堅的最後勝利。”

每一次聽到張副局長重複地說着這句話，李老師心都涼了，整個人想死的心都有了。三年的駐村生活，一年回家兩次。如今，兩個駐村幹部的夫妻，婚離了，家也破了。

唯一欣慰的是，自己的女兒考上了市裡的名牌高中，而且她也很孝順懂事。她心想，隻要女兒有出息，哪怕家沒了都沒關系。每每想到，脫貧之日也就是孩子高考高中之時，她心裡也能樂開花來。

但奈何高二下學期，疫情突然來襲，各高中學校延遲開學，網課開始。因為夫妻父母不在人世，半年間竟是女兒獨自一人在家，看網課寫作業。

複學返校後的高三，女兒幾次考試都不理想。女兒的班主任老師也打來電話，說因為學習壓力太大，女兒的心理似乎出了問題，還建議家長帶孩子外出咨詢治療。

但由于工作到了最艱難的時候，自己走不開，領導不給批假，隻是周末抽個一天時間去市裡的醫院随便檢查了一下。醫院給出的結果是“輕度抑郁”，開些藥吃，家長多陪護疏導即可。

随即，女兒辍學在家，再返回學校已經不可能了。

而在這辍學在家的一年中，父母幾乎沒有時間陪護。治病的事情也隻能一拖再拖，竟是拖了一年之久。

李老師發現不對勁時，女兒的病情已經惡化，已經不是最初診斷的那樣“輕度抑郁”，而是轉至精神方面的疾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