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有人知道，那本在幾十年後仍為人津津樂道的回憶錄事實上幾易其稿才最終完成。在最終出版的版本中，廖耀湘對這年秋天往後的一段時間如此描述道：“我像是做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夢。”

時間線的更改所引發的蝴蝶效應首先體現在他身上，從長沙回京不久後，他就在某日下班時摔在了政協大院門前。據宋希濂和鄭庭笈後來的形容，他是臉着地暈倒的，被擡上救護車的時候滿臉是血，杜聿明在旁邊拉着他哭，以為他大概率扛不過從大院到醫院的這一截路途。

救護車先将他送到最近的北京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即後來的北大人民醫院白塔寺院區），阮靜秋彼時正忙于交接一批實驗動物，在急診樓門前和擔架車撞了個正着，眼見他滿臉是血地躺在那裡，周圍的一群人又哭作一團，差點也跟着栽倒在地。一番急救之後，當晚他又轉到阜外醫院，但情況仍不見好，除之前就已伴随他多年的高血壓性心髒病，這回還額外查出了合并重度二尖瓣狹窄。衆人都守在外頭，隻能看見病危通知和各種知情同意書雪片般地往阮靜秋手裡飛，她哆嗦着手簽完字，那些穿着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又雪片一般地飛回去。

當時，國産的球籠型心髒瓣膜還在研制試驗之中，尚未投入臨床使用，治療重度二尖瓣狹窄的主流手術思路是前幾年剛施行成功的分離術和在分離術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擴張術。鑒于單純的藥物控制已沒辦法維持他當下的狀況，阮靜秋隻能簽字同意開胸手術，但術中醫生又發現他的瓣膜鈣化嚴重，分離術勉強做完，可能夠維持的時間十分有限，相當于已給他判了死緩。

他暫停了政協的工作，被迫帶着一身的管線、從早到晚挂着各種各樣的點滴，開始忍受終日仰望天花闆的煎熬。阮靜秋似乎也休了長假，她搬來了一張可折疊的行軍床在他的病房裡，從早到晚都寸步不離。在他的印象中，那陣子她也總是笑眯眯的，隻要他醒來有些精神，她就和他讀報紙上的新聞，聊文史專員們的趣事，或是和他講自己又讀了什麼書，對于哪些理論知識又有了新的領悟。廖耀湘大多時候認真地聽，偶爾說話，那點力氣也隻夠說上一兩句。沒人告訴他确切的病情，他自己也以為出院隻是時間問題，直到某天他夢見當年在南京的一些舊事，于是随口對她說要找時間再教她騎馬，而她笑眯眯地說着好，眼淚卻斷線似的落下來。

杜聿明當年就常說她是個有主意的人，曹秀清也曾有意無意地提及，說小秋這陣子忙來忙去到處找人，大概是在張羅着為他求醫問藥的事。他雲裡霧裡，又兼每日睡睡醒醒，也隻顧得上勸了她幾次，要她别因為自己這點事去麻煩人家。她口頭上貌似答應了，來年春節剛過不久，卻把兩封書信先後拍在了他床頭：上級領導已批準了他經香港去美國治病的請求，遠在美國的廖定一也來信詢問他的身體狀況，并說要約定時間，專門到香港接他。

她讀完了兩封書信，廖耀湘躺在病床上，聽得目瞪口呆。他問：“你近來一直在忙這個？你怎麼不告訴我呢！”

她笑眯眯地收攏書信塞回信封，答道：“怎麼，你還想代勞不成？事情我已經辦妥啦，現在就等你安心靜養一陣子，身體好一些再出發去香港，畢竟路上要坐那麼久的火車呢。”又補充道：“我打算和定一說，等日子定下來，我會設法提早去一封信給他，或是托人向他拍一封電報。他準會一早到香港等你的，保證你過了海關，第一眼就能見到他。”

廖耀湘掙動了一下，摸索着抓住她的手。這顆衰退的心髒使他連說話也變得磕磕絆絆，一口氣喘三次才能勉強擠出一個字眼。也不知為什麼，她越是笑眯眯，他越是心裡沒底，好像她迫不及待地要把他從身邊推離。他問：“那你、你……”

她仍笑眯眯地說：“這麼遠的路，我當然和你一起去呀。我想過了，給你治病是最要緊的事，多個人就是多個幫手。至于到時怎麼和伯溶姐還有定一他們相處，那些都等到時候再說。他們總不至于攆我走的，是不是？”

廖耀湘聽了她這話，頓時覺得心頭一塊大石落地，方才的那些擔憂和不好的預感也都一并煙消雲散了。他感動萬分，緊緊地握着阮靜秋的手許久，連聲說：“你為我考慮得這樣周全，甯肯自己受委屈。我虧欠你這麼多，真不知道怎樣回報才好……”

他記得她那時笑着回答：“以後還長，我等你慢慢報答！”

于是他記住了這句話，後來在醫院裡的每一天都想着，我還欠她這樣多的情，總要為她活得再久一點。天漸漸暖起來，一九六五年開春時，他終于獲批出院回家靜養，入夏以後，已經可以下地慢慢走動兼自己料理生活起居，每周也去政協上一兩天班，把一些工作交接清楚。大夥都知道他要經香港去美國治病兼和家人團聚了，有些善意地向他道恭喜，有些則悄悄将自己親眷的姓名和聯絡方式托付給他打聽。他一一應下來，将人和事全都記在随身的小本本上，對阮靜秋感慨道：“要是兩岸能統一該多好！”

阮靜秋就笑，回應道：“我覺得快了！”

廖耀湘問她：“你怎麼知道快了？”

她又笑，神秘兮兮地答道：“因為我能未蔔先知嘛！”

正像她從天而降一般地出現一樣，她近來總喜歡說些奇奇怪怪的話，比如夢裡夢到了中國人自己造的大船和大飛機，或是城市裡蓋起了很多漂亮的高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各式各樣的汽車來回穿梭。每當廖耀湘問她夢的來由，她就總以這樣怪力亂神的說辭打發他，好像她真有什麼特異功能，能夠未蔔先知。離京前夕，她拉着他在城裡四處閑逛了一大圈，又是去北海公園劃船，又是坐在故宮的角落裡寫寫畫畫，平時看得都膩煩了的胡同小巷，她也樂得拉着他走來走去，四處打量。他迷惑又好笑地問她：“隻是去治病，至多月餘就回來了。你難不成要讓我把北京城烙在腦子裡嗎？”

她則說：“再看看嘛，你陪我再看看。”

他們原計劃一同乘火車到深圳，經羅湖口岸進入香港，按約定，廖定一已經預先抵達，會在香港一側來接。但臨出發前兩天，阮靜秋的證件忽然被醫院扣下了。

多年後廖耀湘才從曹秀清那裡聽說，似乎是當時有位姓夏的處長從南京新調來醫院統管行政工作，據說她早年就和阮靜秋有什麼過節，于是一刀切地收緊了所有員工的外出規定，要逐一複核後才能放行。約定好的日子臨近，證件卻遲遲下不來，阮靜秋無可奈何，隻得和他說了實情，打算趁周末先送他過羅湖口岸，等日後證件下來再去香港和他會合。廖耀湘起先堅決反對，他說：“那我也等一等，等你的證件下來再一起走。”

阮靜秋則翻來覆去地勸他，說一來這事是單位統一的安排，既然日後還要回來工作，總得處理好了再啟程才更妥當；二來美國那邊的醫生好不容易預約好了，要是耽誤了再重新預約，那就要到數個月甚至數年以後，必然耽誤他的病情。以上兩條廖耀湘都聽不進去，阮靜秋沒法，隻得又想出一條措辭來，說道：“那你就為定一和伯溶姐想一想。定一把美國的妻兒和工作都抛到一邊專程來香港接你，伯溶姐也知道你要去美國了，他們已經等了你十幾年。臨到關頭忽然變卦，他們得多失望、多難過啊。與這十幾年的分離和等待相比，我們隻不過分開幾天，不應當是一件不能解決的問題。”

廖耀湘終究還是顧念親情的，她這樣一說，他就沒辦法再狠下心堅決地回絕。那時從北京坐火車到深圳要差不多整兩天，除周末以外，阮靜秋又和醫院多請了兩天假，說看着他過了海關再回去。廖耀湘一路上絮叨着交待她，不要和院裡起沖突，配合上級的指示提交證明材料，要是不好辦就請政協方面做工作，有任何疑問和進展就寫信給他，他在香港等她來了再走。她一邊答應，一邊一遍一遍地幫他整理行囊，雖然他的行李箱中除了幾件替換衣服，就是藥品和書，并沒有什麼反複收拾的必要。

那時的羅湖“口岸”，事實上隻是一座樸素簡單的木橋，一道哨卡兩側分别是駐守的内地和港英士兵。在出入條件收緊的情況下，還能經由這條道路進入香港的居民通常和他一樣持有探親簽證，守衛們稍作查驗便準予放行。廖耀湘走過那道哨卡，回頭看向站在遠處的阮靜秋，這才想起他這副眼鏡是新配的，原來那副慣用的已因他昏迷時臉着地摔的那一跤全碎了。平時這副眼鏡還算與他的視力相吻合，今日不知怎麼卻有些模糊，竟使他不能看清遠處她的表情。

排隊出關的人潮緩慢地湧動着。他想起多年以前，他們最後一次在功德林的高牆下告别時，是他站在鐵門背後，遠遠和她的背影揮手作别。這一次他們的身份倒轉，變成她站在那裡，看着人潮和他一同越走越遠。廖耀湘費力地眨動眼睛，他還是不能看清她，仿佛不僅是他的眼鏡失去了效用，她也要消融在這片陌生的土地裡。他用力地擡高一隻手臂向她揮動，同時喊道：“小秋！我等着你——”

模糊的人影停頓了一下，也向他揮了揮手。

他于是想，隻是分開幾日而已，他和過去的每一回一樣，總會等到她的。

接到杜聿明的電話時，曹秀清隻感到滿頭霧水。

她和電話那頭的丈夫一樣，都以為那夫妻倆早在半個多月前就按計劃出發去香港了，誰知道醫院竟會突然打電話到政協來聯系“張秋”的家屬。杜聿明在上班走不開，隻得由曹秀清先行去醫院探望，她輾轉打聽到阮靜秋的病房，正好有個護士從屋裡出來，問明情況後将一紙化驗單交給了她。

“孕婦需要休息，還有補充營養。本身年紀就不小了，家屬多關照着點。”她說，臨走時左右望了望，又小聲抱怨道，“真是的，當爹的連個面都不露……”

曹秀清拿着報告單進屋，阮靜秋正從床上坐起來，看見她，愣怔了片刻才喚：“曹大姐。”

曹秀清坐到她身邊說：“你先躺着。這到底怎麼回事？你懷孕多久了？建楚知道嗎？”

阮靜秋起先笑道：“差不多兩個月吧。”又頓了頓才補充：“……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