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牆并不是密不透風，朋友親屬可上門探望，學員們也能收寄書信。家眷都留在大陸的自然好說，香港、台灣和國外則要根據具體情況，通過已建交的第三國進行中轉，需要花費不少時間。邱行湘将書信寄給老家的族弟和年邁的母親、沈醉對着日記本裡一頁又一頁的“雪雪”怅然出神、杜聿明寄往美國的信件先行飛赴歐洲，安全起見，他甚至沒敢在信中多寫幾句話詢問妻兒的生活境地。信件從高牆内雪片一樣地飛走，又飄絮一般地飛回來，廖耀湘還是沒有動筆。
阮靜秋想，他也許是為了顧及自己的感受，怕她夾在中間左右為難。近段時間，他們在人前一直保持距離，隻有他來醫務室做理療時能說幾句悄悄話。他那兩節變形的脊椎骨并沒有嚴重到要像杜聿明那樣睡石膏模具的地步，但隻要站、坐太久，或是背負了什麼重物，就會引得骨頭周圍的組織水腫發炎。和往常一樣，他脫了上衣，臉朝下趴在治療床上，她同時往手裡倒一點藥油捂熱，再輕輕按到他背上。
和往常不同的是，她的手掌剛使了一點點力道，廖耀湘就立刻“嘶”地抽了口氣。阮靜秋連忙放輕動作，又歪頭瞧一瞧他，見他龇牙咧嘴很痛苦的樣子，不像是故意和她逗趣。她不由奇怪道：“你最近又忙什麼了？前陣子你不常來，我還以為已好得差不多，怎麼今天忽然疼成這樣？”
廖耀湘側過頭，一串汗珠順着他額角淌了下來。“也沒什麼要緊，”他解釋道，“不過是和陳林達又在牆報上争論幾句。他辯不過我，自以為就可憑篇數更勝一籌，這兩天從早到晚，陸續貼出了五六篇稿件。俗話說‘理不辯不明’，我自然奉陪到底，他寫一篇，我就回一篇，絕不叫他得意。”又“嘶”地一聲，說：“寫了一天之後，我再要站起來，整個後背卻打成了結，一動彈就鑽心地疼。”
阮靜秋哭笑不得——醫生們一向靠手藝吃飯，她實在理解不了為牆報上的幾句話而較勁辯論的行為邏輯。她的手指輕柔地順着他的脊柱滑下來，掌根貼着肌肉的走向，一寸一寸捋順那些僵硬黏連的組織。過了一會兒，她看他沒有再說話，于是輕聲開口道：“我看，你還是應當給家裡寫封信。”
廖耀湘幾乎已快要在她恰到好處的力道中睡着了，聽見這句話，又即刻醒了過來。他睜開眼睛，問她：“怎麼想起說這個？”
阮靜秋如實回答：“早就想說來着，一直沒有找到機會。要是你怕為他們惹來麻煩，盡可像光亭那樣寫得隐晦、巧妙一些。據我了解，不少人并沒去台灣定居，而是暫住在香港。若那裡有你的朋友，也可以先設法聯絡他們，詢問伯溶姐和定一的近況及地址。”
廖耀湘沉默了一會兒，說道：“容我再想想。你看我在牆報上或許和人争論不休，這封信的措辭對我來說卻難如登天，我實在不知該從哪裡寫起。”
阮靜秋提議道：“至少先讓他們知道你是平安的、你還活着呀。伯溶姐一向很挂念你，遼西戰後到現在，她心裡一定很不好過。要是她知道了——”
要是她知道他還活着，能帶着兒子回到大陸來，那就太好了。——這确實是她說這話時由衷的想法，但話說了一半，又覺得于當下的氣氛不合，顯得她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甩掉他這個包袱。她不敢再說，隻有繼續往手上倒着藥油。
在她不假思索地說出這一串話的同時，廖耀湘翻了個身，用一種奇特的眼神打量她。他沒有對她的提議作任何評價，而是對她說道：“我一早就知道你與别的姑娘家很不一樣，但還是沒料到，你竟然連端到面前的醋也不肯喝一口。你說這番話的時候當真一點也不難過、不委屈？”
阮靜秋将他按回去：“現在你知道了，我就是一個會這樣說的人。我從來不會為哄人高興而說假話，所以，我确實是這樣想的，确實不難過也不委屈。”
廖耀湘隻好費解地搖搖頭：“年輕人的想法真是與衆不同。”
阮靜秋追問道：“那寫信的事？”
他又把腦袋轉到另一邊：“再說吧。”
他搞不懂她怎麼能在感情中這樣寬容大度，對他半點也沒有獨占欲可言；正像她也搞不懂他為什麼遲遲寫不出一封寄給妻兒的信。由此可見，即便是彼此相愛的人，兩顆心之間也必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壁壘，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注定無法完全理解彼此。
他們都沒再說話。在靜谧的、藥油的香氣中，他趴在治療床上睡着了，眼鏡歪在鼻梁上搖搖欲墜。阮靜秋輕輕取下眼鏡，又給他蓋好毯子，自己搬了一張馬紮坐在床邊，用棉簽沾着藥膏，一點點塗抹在他耳廓的凍瘡上。他并不是屬于她一個人的——她想。他屬于過去，屬于已知的曆史，而她是意外的闖入者，注定隻能在曆史中當一個不知名的過客。她的力量多麼渺小，遠不足以改變民族所經受的苦難，甚至也不能夠影響某一個人既定的生死和命運，這是她早就明白的事情。這段旅程突如其來又意料之外地開始，或許也将在某一天突如其來又意料之外地結束，在那之前，能為心愛的人做哪怕一點事情、陪他度過一朝一夕，都是她的幸運。
開春以後，功德林迎來了幾批訪客。其中有張治中、程潛、傅作義、邵力子等元老，也有一批各地趕來的親屬代表。人們從這些老上級的口中再一次聽到新政府的承諾：今後願意留在祖國工作的，政府将統一安排；願意去海外投奔親友的，政府也保證來去自由。人們沒有說破的是，這承諾顯然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高牆之内的生活并非沒有終點，他們總有一天能昂首挺胸地從這裡出去。
在這些先後起義投誠的前軍政要員中，鄭洞國幾乎是最後一個踏進功德林的大門。時節那時已經由春入夏，管理員和學員們都更換了輕便涼爽的衣衫。他來得很低調，既沒有讓人大張旗鼓地通知學員們來會面，也沒有邁着那來自新世界的步伐在高牆裡參觀遊覽，而是先悄悄走進了所長的辦公室。管理員随後來胡同通知杜聿明去和他見面；他還沒有回來，管理員又來叫走了廖耀湘。
沒有人為此感到意外，在大多數人眼裡，這不過是昔年第五軍高級長官的一次尋常聚會。阮靜秋所在的醫務室位于院子的另一頭，甚至沒有注意到這位老長官光臨此地。時近傍晚，她和其他同事一起去食堂吃完飯，回到胡同裡的水房洗刷飯盒時，才看到鄭洞國和廖耀湘站在縫紉組門外稍遠處，像是正在說什麼話。她未覺異樣，上前和他打了個招呼：“鄭先生來了。上次為做假肢的事，多虧您幫忙找人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