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希爾德和毛奇約我們見面。

他們最近在外面租了房子，但到了以後，發現毛奇不在。

“他有急事一大早出國了，”希爾德說，“據說是土耳其的海關那裡扣了我們德國的一艘船什麼的，他去處理問題。”

“你和毛奇伯爵打算訂婚了嗎？将來你不會住在他家嗎？他在柏林有别墅吧？”

“不會。我不做家庭婦女。而且他們家人也未必習慣我。”

“難道他們還不同意？”

“當時你去見倫德施泰特元帥的時候，真的沒有一點波折嗎？”她反問我。

我明白了，希爾德父親雖然是官員，但不是貴族出身，對方家族中肯定是有反對的聲音。

“也許是阿爾伯特的先見之明，”我說，“上軍校以後元帥曾勸他改姓，這樣就繼承了貴族的姓氏，但阿爾伯特沒有同意。如果他改了姓，我們訂婚就沒那麼順利了。”

希爾德不答，隻是把我們做的餅幹放進了烤爐。

後來，希爾德把毛奇留下的話轉告我們。

“他說，這份報告的事隻有西貝爾自己知道，即使萊溫教授自己那份出了什麼問題——他在懷疑他當初會不會已經有了秘密活動，但你的證詞隻要毫無破綻，就不會有問題。”

他的懷疑是對的。

“他還讓我告訴你，如果有後續審訊，也要小心應付。比如，他們可能會問你當初在奧斯維辛看到了什麼，這時你一定不能表現出任何對那裡的不認同，隻要回答‘一切正常’，——工作人員的行為、對犯人的處置，全部正常，沒有任何讓你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全部符合雅利安化的原則。而你對這些原則也是贊同的。

“他們有可能抛出一些對當|局不滿的話題引誘你，讓你覺得他們和你的想法差不多，但你不能上當。因為即使你和那份報告的事無關，如果你表現出對政局不滿，他們也可以抓住把柄，從别的方向導出對你不利的結論。”

我點着頭。出事之後我根本來不及思考，可我在這方面雖然愚鈍，身邊的幾位聰明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提醒，我比昨天安心多了。

我冒出一個想法。

“希爾德，毛奇伯爵和那些人的聚會，有沒有什麼稱号，縮寫的什麼的？”

“沒有，”她說，“不過你這麼提醒，我覺得我們可以想一個。施陶芬他們似乎稱自己為‘秘密德國’？”他望向阿爾伯特。

“不太清楚，顯然我還不屬于這個秘密。”阿爾伯特看了看我，說道。

VME不是他們，多麼遺憾。不知道我要從哪裡找到萊溫教授這條指示是什麼意思，我想那他希望把傳單轉交給這個人。

周二上午，果然又被叫去審問。

柯立安沒有主導審訊，而是全程在旁邊觀察。

這一次審訊有了新的情況，萊溫教授之前藏匿的集|中|營報告被找到了，他一直沒有找到合适的途徑或可靠的人送出去。

一切按毛奇預料的那樣，主審人員盤問了集|中|營的經曆，我說了事實經過。旁邊有人做了記錄，最後柯立安看了内容，簽上了字。

“我可不希望再有最高統帥部的參謀上校打電話給我的上司，投訴我們四處的審問流程不規範。雖然上次我們見面時，行為最不規範的其實并不是我，而是神秘事務部的某位大隊長，是不是，埃德斯坦小姐？”

他把那張紙拿給我看，我看内容無誤，也簽上了字。

審訊員和筆錄員離開後，柯立安自己仍坐着不動，交叉雙手看着我。

“我可以走了麼？”

“可以，您的應答非常完美，”他看似輕松地說，“完美得不像一個有一半中國血統的人。”

我是有雅利安血統證明的，當初阿爾伯特和父親花了很大力氣把西貝爾生母改成了法國人。再加上西貝爾的棕發也算在“金發”的範圍内，所以平時還可以不被人注意。

“我不是說那些文件上證明，“柯立安說，”我是說您的心裡，是否還知道自己是誰？”

柯立安是在套我的話嗎？

“我很好奇，您對中國已經向德國宣戰怎麼看？”

“但該發生的總是會發生。”

“您以什麼樣的立場在說這些話呢？”

是在套我的話。

艾美爾的靈體告訴過我他的真實身份，我該不該直呼他“謝爾”呢？

“以我該有的立場，就像您該有的立場一樣。”我說。

“說得好！”他用戴手套的手無聲地鼓掌。

直到離開審訊室，到了外面的大廳，我仍覺得他在背後看我。回頭，柯立安像被我發現了什麼似的，轉開了視線。

這一天下午，阿爾伯特回去上班。新年後一段時間，他的工作地點換到了狼穴，因為最高統帥部的相當一部分人員都轉到了這個位于東普魯士森林中的大本營。

周五，學校教務通知，他們安排我的答辯在5月，同時安排答辯的隻有另外兩個人。

“其他人呢？”

“那不關你的事。”教務處那個身材高大的女老師冷冷地說。

離開教務處，有一個女同學瑪麗找到了我，她不在答辯的名單裡。

“我想請你幫幫忙，我也想畢業。”

“我能幫上什麼忙呢？你們下一批就會輪到了吧？”我說。也許第一批就我們三個人，其他人會延後？畢竟萊溫教授不在了，新的教授還沒有安排。

“不會！他們不允許我們畢業了，男生要參軍，女生要回家！”瑪麗憤懑地說，“當時在警察局審訊以後，你們幾個人先走了。抓捕我們的那個帕蒂給我們訓話，說男的要參軍，女的馬上結婚。如果沒有男朋友，他的副官可以代勞讓我們懷|孕！天哪！你不知道他說這些的時候那副嘴臉！他的副官和在場的蓋世太保都在哈哈大笑。”

這些話真惡心。我讓她先回去，承諾幫她打聽一下。

“不可能，”沙醫生說，“你知道跟你一起答辯的都是什麼人嗎？一個是東部大區區長羅森伯格的親戚。還有一個食品商内特林的小兒子，這個人可不是普通的食品商，他供給着柏林地區權貴們各種非配給的管制食品。有一次陸軍元帥布勞希奇帶我去買東西，還碰上了外交部長裡賓特洛浦，那靠娶老婆得到貴族姓氏的家夥不出意料，厚着臉皮搶走了我們先看中的一條野豬腿。”

這些話不知道要怎麼轉告瑪麗。

後來她打了兩次電話，要專程來找我。

“我也沒辦法，瑪麗，能答辯的背後都是有另一些人的——”

聽懂以後，她嗚咽着挂了電話。

兩周以後，報紙上有一則隐晦的消息，在最不起眼的社會新聞版的夾縫裡提到：卡爾曼·萊溫以叛國罪被處以死|刑。沒有說明他的身份，也沒有原因，如果不是跟他最熟悉的人，根本不會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天我到了學校，想最後一次去看看他的辦公室。發現辦公室外面圍着好幾個同學，沉默地看着我。

“我們問之前沒交的作業怎麼辦，學校的人說随便我們怎麼辦。”有個男同學說。

教授的窗台和門外的地上放着好幾份作業。

一個同學突然拿出一張報紙，那份登有萊溫教授死亡消息的報紙，放在這些論文上面。剛一松手，風差點把報紙吹走。他從包裡拿出一本書壓在上面。

“反正，也用不上了，是不是？”他用不知是尴尬還是難過的語調說。

報紙在沉重的書本下嘩啦啦地掀動着，沒有人說話，大家都聽着這寒風中紙張發出的不屬于人類的語言。

這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一場不被允許的祭奠。

我沒有要交的作業，于是撕下一張稿紙，放在其中一份論文的下面。

“你是不用交論文了。”瑪麗的聲音說，她也在這些人當中。

後來大家陸續離開，瑪麗和好幾個學生在樓下領了行李箱，他們準備直接坐車回家了。

和她一起的人先一步坐上了自己的電車，車站隻剩下我和她。她很不自在地摳着箱子，一不小心把箱子扣打開了，衣服書本掉了出來。

我過去幫她收拾。一趟電車錯過了。

她的眼睛紅紅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不公平，馬上要畢業，卻隻能回家嫁人。”

“你可以和父母商量，找個工作，不必急着嫁人……”

“不是人人都有你那樣好說話的父母。”她聲音大了些。

“我父親是很好，可他去世了。”

“啊……對不起。隻是……真的好不公平……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别人都……

“憑什麼……”

她就這樣抱怨了好幾分鐘。

一些話到了嘴邊，我說：“戰争年代，一切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都不是真正擁有，都可能會被戰争帶走。”

我原本是想勸說，但說出來又後悔。這些話真的不令人開心。

“你在說什麼？我們會勝利的！”她氣惱地站在那，好像聖誕節剛拆開禮物發現了盼望已久的東西，随後卻被告知那不是送她的一樣。

“你有什麼資格這樣說，沒有什麼會被帶走，我們會勝利的！”她的音量提高了。

“你有什麼資格……你甚至，甚至不是純粹的雅利安人！”她沖我嚷嚷。

最近不斷被人提及這個事，真讓人心煩。我在學校受過審查，但畢竟證件過關，再加上父親和希|姆|萊的關系，我一直平平安安“混”到了現在。隻是私下總有同學對我那“不純正”的長相産生猜測，瑪麗也是其中之一。

路上有幾個行人停|下來，站在路邊盯着我們。

瑪麗還要說什麼時，表情凝固，好像被零下一百度的寒氣凍住了，路邊停着一輛車。從降下的車窗裡，出現舍倫堡的面孔。在他的車停|下的時候，似乎不隻是瑪麗，我周圍其他的人也下意識沉默并躲開了。

他的司機下車，把副駕駛的車門打開。

“您找我有事？”我走近問。

“難道要聽憑那個女人對您大吼大叫？”

看來是路過，剛好聽到了瑪麗的話。

我回頭看看還在冷凍狀态的瑪麗。說起來我确實靠關系搶占了名額，心裡是有歉意的（雖然我不搶占，也未必輪得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