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重新聯系，是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午後。

她給我發了張照片，沒有文字。

是一張白色瓷碗，盛着沒完全攪開的草莓酸奶，底部隐隐能看見用勺子劃出的一個倒三角。

我把照片放大到最大，确認那不是巧合。

我回複：“你還在幹預？”

她秒回：“沒有。我隻是在吃早餐。”

我盯着那張照片看了很久。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們不是在尋找“共振”，我們已經活在它持續發生的過程裡了。

隻是每次試圖确認，它就會往後退一步。

—

我們約定第二天見面，選了之前我們從未一起出現過的咖啡館。

她說：“要找一個‘未偏移記憶’都沒有的位置，看看我們會不會自然出現在同一個坐标裡。”

我同意了。

我們各自走進那家咖啡館時，彼此都愣了一下。

她比我早幾分鐘，正低頭看菜單。我走過去，她擡起頭，笑了一下：“看來今天的你，是那種願意來的人。”

我回她一句：“看來今天的你，是那個願意等的人。”

我們沒有對彼此說“我想你了”或“你還好嗎”。

因為我們太清楚，這些詞都可能在明天醒來後變得不成立。

我們隻是并肩坐下，像兩個試圖寫入同一個劇本的角色，在一場不被打斷的對白裡，盡可能小心地讓詞句穩住分寸。

—

“我們試過太多次了。”她說。

我點頭：“這次不同，我們不再試圖記錄。”

她看着我，眼神很深：“可我們還是在觀測。你在看我，我也在确認你是不是在看我。”

我沒有說話。

她放下杯子，繼續說：“我們能否停在一個版本，不取決于我們多麼想停下，而是——我們能不能承受‘不驗證’的存在。”

“如果有一天你醒來，我不在，你是否還會相信我真的來過？”

我慢慢呼出一口氣：“你是不是已經有答案了？”

她說：“我一直都在等你說這句話。”

我看向她：“說哪句？”

“說你願意不再問我‘你還記得嗎’。”

—

那天我們沒有做任何“幹預”。

沒有提前約定圖案，沒有佩戴耳塞，沒有寫筆記。

隻是各自喝完一杯咖啡，在傍晚前離開。

她說：“明天醒來，不管你在不在，我都不會查聊天記錄。”

我說：“那我們怎麼知道彼此還在？”

她朝我笑了笑，沒有回答。

但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好的紙，塞進我掌心。

她說：“不是答案。隻是句子。”

“我可以看嗎？”

她搖頭：“下次見面，如果你還記得，那說明你從沒離開過這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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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後，沒有立刻拆開那張紙。

把它夾在一本舊書裡，放在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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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來，我看了看時間——七點二十五分，天微亮，窗簾半開。

我沒有查手機，也沒有去找那張紙。

隻是坐在床邊，發了一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