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靜秋瞪大眼睛——若說沒有交情，她确實也不必為着一個陌生人對杜聿明的幾句污蔑而如此震驚氣憤。她立即大聲駁道：“沒有這樣的事！”

滕骥卻不依不饒，冷笑道：“是沒有呢，還是你也從中獲益，于是和他們串通一氣？”

醫科大學沒開設辯論課程，五軍和新二十二師的軍紀也不需她成日和人争執，于是事到如今她才發覺，自己那點兒嘴皮子至多隻能用在和長官們閑話玩笑上，面對這樣荒誕的指控，她竟然連句反擊的話也沒能馬上說出口。說到底，她并不多麼因對方指控自己參與貪腐行為而感到憤怒，而是難以忍受他用這些毫無根據的猜測和編造污蔑她心中最為敬重與仰慕的人。反擊的話她想不出，可也不能就此沉默不語，她猛然站了起來，高聲道：“滕站長，你根本不是來問問題的，既然如此，我也沒什麼可回答的了！”

這位站長還沒有發話，旁邊的兩個年輕人就一左一右，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摁回了座椅裡。滕骥貌似遺憾地歎了口氣，繼而說道：“來的都是客，于情于理，我也應該多招待阮醫生幾天。借此工夫，你可以仔細地想一想。人和人的記性畢竟是不同的，有很多人剛來到我這裡時，什麼也不肯回答，可住了幾天，就全都想起來了。”

她被兩個特務拖着，關進了一間單人囚室裡。囚室與走廊隔着一道堅固的鐵門，由兩道鐵鎖從外側封閉，室内沒有窗戶，門上的排氣扇隻有一隻手掌那麼寬。屋内昏暗陰冷，角落裡放着一隻髒污的便桶，破舊的床闆上甚至還有被老鼠或蟲蟻咬出的破洞。她煩躁不堪，在屋裡來回地走着，走得實在累了，也隻好在舊床闆上坐了下來。

坐下來之後，她努力地讓自己平靜一些，試圖理清他們詢問這些問題的原因和目的。她随新六軍登陸葫蘆島的時候，距離杜聿明奉命解決雲南龍雲之事、随後調任東北主持軍事已經過去了三四個月。之後随新六軍一路輾轉并在四月到沈陽時，當地的接收工作也早已進行到尾聲，因此，她根本沒有可能接觸到抗戰勝利之初，這些長官們在東北接收漢奸資産的過程，更遑論參與進所謂的貪腐事件裡。而興建沈陽中正大學的事，她也僅是有所耳聞，因為在學校開辦後不久，她就因為家中變故，急急忙忙地回南京去了。可以想象的是，要開辦一間學校，所耗費的财力、物力乃至心力都不比組建一支部隊要少，且在那期間他的病勢始終起起伏伏，若不是對他的老校長盡忠報效，他有什麼必要為一點身外之物如此大費周折？

至于兩個人的交情，除了連她自己都羞于啟齒甚至已經不打算再啟齒的一廂情願以外，她隻與他在那份關于醫療備品和貨币流動的報告材料上稍微有過一些交流，其他時間，要見面多半都是看病治病檢查身體之類醫生職責範圍内的事情。六月份那一次在長沼公園裡的閑談，恐怕是迄今為止和他相處得最久、話說得最多的一次，可也是他首先提出外出散心，她才奉命跟随的，若非如此，她絕對不敢自作主張地接近他。

在這些有限的“交情”之中，她沒有切實的證據去判斷滕骥的兩項指控是否屬實，但無論如何，她也不能從他生活中的這些小事裡進行有罪推定，貿然作出“他是一個貪腐分子”的結論。假如他真的如滕站長所言，在接收漢奸資産及興建中正大學中撈取了不少油水，那他首先就應當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而不是拖着病體在前線苦苦支持，住所和家眷的生活又簡樸至斯，甚至最後落到連自己手下的将領也不能保全，不得不退去上海養病的地步。

國軍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傾軋，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情。但保密局竟然也公然站隊派系鬥争，協助陳誠在東北排除異己，甚至為此要将東北前任最高軍事長官拉下馬，這不能不讓她感到毛骨悚然。之前她隻是以為，他的職務調動除身體原因，恐怕和陳誠在南京吹耳旁風有很大關系；但随後的一切好像又太順利了些，順利得——就像獲得了最高層面的默許一樣。

想到此處，她猛然一凜，意識到自己或許觸及到了唯一的可能。職務調動與清查貪腐不過都是表面文章，一切舉動的實際目的恐怕都是為了削弱杜聿明及遠征軍系統在東北的影響。鄭洞國、廖耀湘等還需要留作倚仗，餘下的人事變動歸根究底也是為了這個目的。保密局沒道理事事對參謀總長言聽計從，實際的授意者隻可能是他的那位蔣校長。多麼諷刺啊，他的學生分明正為他在冰天雪地裡耗盡心血，他想的卻是怕他“占山為王”！

她憤怒之餘，更覺得背後冷汗涔涔，意識到這場暗湧并不隻針對杜聿明，恐怕整個五軍、遠征軍系統乃至何應欽系，都已被擺在了東北的砧闆上。無論是仍在作戰一線奔忙的鄭洞國、廖耀湘、及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骧，還是一個曾和他打過交道的普通文員，都有可能被視為他的“黨羽”。他們或許也将面臨類似的審問與圈套，隻要稍有不察，所答的内容就将被斷章取義和曲解，最終用來坐實他在東北的野心和貪婪。他人在病中，又遠離了風暴中心，對此恐怕一無所知，哪有工夫應對抵擋？罪名一旦坐實，他又将面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