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遭遇了什麼？”
幾人不緊不慢，從稅務分局的東、南方方向的老鎮，以及北方毗鄰的安靜衛生院；再往西北方向，幾人走到了一片開闊田地。田地向山腳延伸，盡頭之處是一個安靜的村莊。幾人不知不覺間進了村莊，村莊人少屋稀，連隻狗吠的聲音也沒有，隻有偶爾的拐角處，能遇到一兩個人。出了村子，一路往東，幾人重新回到了一睜開眼就能聽到嘈雜的牲畜交易市場，而它的身後，又是人人熟悉的稅務分局。
小鎮不大，被幾人轉了個周。回宿舍稍事休息，王志山正想一個人呆在宿舍，董留成來了。他上手拖王志山，要他跟他再外出走走。
王志山很是驚訝，怎麼剛回來，又要出去呢？難不成他董留成有話要說？
董留成似笑非笑，話一說出口，像是變了個人，變得詩意滿滿：
“走，我帶你去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為你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兩人出了門。
這次他們一路向東。穿過人影綽綽的鬧市街道，鬧哄哄的街市很快甩在身後。又是一片空曠田野。田野裡兩人兩手空空，腳步變得不緊不慢。他們的身邊，不時會有行色匆匆、從田地裡歸來的人，肩挑糞桶、手捏鋤頭，擦肩而過。黃昏的田地讓兩人熟悉，也讓兩顆不安的心，對比着那些一臉焦慮、還在尋找生活安定的人，變回心安。是啊，如果不是白天的那場意外的話，兩人或許覺得他們的一生，都将擁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一點不錯的收入。他們将在這個體制裡，慢慢的生老病死。即使生活曾經給予過他們不一樣的艱難和痛苦，也能在此時，感受悠閑的喜悅、靜默的享受和自由自在的談天說地。
兩人邊談邊走，走到了路的盡頭。
董留成停了下來，指着東邊一條橫亘南北的山，說那叫東山，山頭上有一家近百号人的鉀肥廠；轉過身來，他指着向遙遙祝相對的西後山，說那是老尖山，有一條南北走向的磷礦帶，上面有一家比鉀肥廠更大的落水溝磷礦，是縣裡的納稅大戶。
天色漸黑。黑夜的大幕一點點拉開，也讓董留成神情黯淡下來。他聲音小了許多，說落水溝磷礦跟我們無關，是縣城分局的企業；縣稅務局把大稅源全留縣城的城關分局了，留給我們江北分局的，隻剩下了小魚小蝦、蝦米蟲子！在這種地方收稅，沒有複雜的業務鍛煉人，再混下去，我們怕是要被邊緣化了。
董留成的神傷，讓王志山不知道該怎麼安慰。稍息，他小聲說了自己分工的遭遇，問他是不是沒有這些糟心事？
董留成緩緩道：
“怎麼可能？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造物弄人啊！哥們。你跟我比，好多了。想當年，我從學校出來，一波三折。跟我同一年畢業的，全被分到基層，一個也沒留縣城。有多偏僻的鄉鎮，就有我們多少同學的歸宿。攤上這樣的分配，即使你有天大的能耐，也隻能任命。你為什麼分到我們江北來？歸根結底，是人與人的競争問題。之所以你不能留在縣城，像楊華章，他是江西财大的本科生，文憑比你硬，稅務局不論如何，總得把一撥精英集留住，打理像落水溝磷礦這樣的大企業。再說魯媚鈴。她同樣是大專文憑，跟你和楊華章相比，還多了一層社會關系。照理說她隻是一名教師出身，搞的不是經濟，跟稅務局八杆子打不着，跟你們沒法争，可留她不留你，背後有深層次的考量。你可曉得魯媚鈴何許人物？她本人倒沒有什麼，關鍵是她有一位名叫李秀蓮的婆婆。李秀蓮是縣城出了名的接生婆！接生婆本來沒有什麼，可人家接生婆有手藝，你沒有。人不都要是生孩子嗎？生小孩是過鬼門關。所以李秀蓮與某些人之間，多了這層關系，達成了某種默契。到了你分工的節骨眼，魯媚鈴不僅能從外地州調過來，還能頂了你，留在城關，讓你分到江北。”
一席話，說得王志山茅塞頓開。他看着董留成，像是死結解開，他完完全全地放下了。在這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問題，說得如此透，如此明白。為此，他相信董留成所說。他那顆渾圓的腦顱裡，究竟隐藏了多少洞察人性、人心的智慧？
看着眼前雙眼在夜幕下閃着昱昱的光，自己的學長、曾經叱咤風雲的學生會主席，如今分工小鎮，現實磨練了他，他已然波瀾不驚。雖然他還很年輕，可王志山實在想不出，如此惡劣的環境和工作，他是怎樣熬過來的，變得如此練達？
董留成似乎看穿了王志山的心思，再次開了口，娓娓而談：
“每個收稅人都會經曆陣痛。就像你今天。我也不例外。我剛來的那會，情況跟現在比，好不到哪裡去。你知道，自古以來收稅都是往别人腰包裡掏錢。掏錢對于每個人而言，着切膚之痛。中國文化裡有一句話，叫做‘取得惡’、‘予者善’，這話放到今天，不管時代再怎麼變，暫時改變不了這一點。我們現在的稅制，從建立到現在，總共不過五、六年時間。之前稅、利不分，老百姓想做生意，被當成‘尾巴’給‘割’了；老百姓想繳稅，也沒有人收。後來窮則生變，不得不讓稅收走出了‘第一步利改稅’、‘第二步利改稅’，走入尋常百姓。老百姓理解、認識稅收需要一個過程，總得有一個過度期。過度期有人想不通，或者因為掏錢心痛，跟你找碴、找不痛快，在所難免。我分工的那年，我記得是一個比往年要冷很多的冬天。農貿市場的鮮豬肉攤，上百群衆圍成一個大圈，全在看着我們和十幾位殺豬匠上演沒有配角的‘戲’。殺豬匠們拍打着案闆，跟着拍出的節拍，揮舞二尺長的剔骨刀，叫得有闆有眼：‘我們農民，殺豬已經交過一次屠宰稅了；現在來賣肉，又要繳一次，家民的錢是不是樹葉，大風刮來的，我們怎麼負擔得起？”周圍有群衆喝倒彩。對抗面前，你可以想象，我們拿什麼跟拿殺豬刀的，講什麼法律法規？那不成了秀才遇上兵！但是，為了頭頂上的國徽，我們隻有控制着自己，用微笑、耐心，心平氣和地解釋。兩、三個小時後，圍觀群衆才散場。殺豬匠們是被我們不厭其煩的宣傳感動，還是怕趕街的人散了做不成生意，一個個才掏錢繳的稅。我們幹部，也才在人家的剔骨刀面前，打開票夾開了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