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謹言是真的把自己名字和性格解耦了,開始講起了自己童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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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過一本小說,叫做《追風筝的人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Kite Runner》,我小時候,這種書是被用來當童話讀的,不可思議吧,或許我姐姐也是靠這本書練好了自己的口語發音的。”
“如果我見過那個a國人,我相信我一定會發現姐姐的發音比那個a國作者本人更加純正。但是姐姐純正到令人發指的口語發音是在一種特别的環境下修煉得到的。”
回憶如同雨幕被拉開,周謹言說話間情緒變得低沉,死去的過往是一把刀,他感覺心髒被刀刃卷着向外撕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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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第一個版本是2003年出版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它是姐姐買的,因為那時我們已成了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姐姐比我大十二歲,當時我們在m國,父母去世後,父親的原單位打算收養我們,但姐姐的學業還沒結束,我雖然還沒到學齡,但中文很差,不敢自己回國。
姐姐于是就帶我租住在西雅圖,她那時候在湖濱中學讀書,就是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當年讀的那個學校。
這是一所私立高中,學費相當高,姐姐卻沒用父母單位給與的補助,開始申請各種獎學金。
姐姐大學的時候跟我講,父母去世前,她其實是個對學業很漫不經心的學生,但由于不想用父母去世的名義申請助學金,隻好咬牙苦幹,即使整個助學金申領步驟都是相對保密的,能夠從根本層面保護她的自尊心。
但是她很佩服父親隐忍的性格,他是杜絕一切來自m國的福利和優惠的,姐姐本質上是個不喜歡m國的m國華人,因為她小時候,m國姑娘們都比她高半個頭,總是有和她同齡的孩子善意的摸她的小腦袋。
你别笑,這個借口聽着很奇怪是嗎?
但是這是真的,我姐姐自己就給我講過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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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謹言講了一小段,徐玲悅的手洗幹淨了,他扶着她緩慢走回病房,這是這些天來徐玲悅第一次脫離輪椅,腿上的傷口有鈍痛在延續,不過可以忍受。
重新回到病房,他找到一盤磁帶放進機器,随着一台随身聽的喇叭傳出的的一手德彪西的曲子繼續講着。
……
事實證明,華人的耐性和腦力相當驚人。
姐姐拿到獎學金隻用了三個月,她當時是憑借一項工科上的新發明得到這筆獎金的,也是由此拿到的麻省理工的邀請函。
其實,這應該也是她人生中第一個專利,可惜那時候我很小,姐姐後來也總是輕描淡寫的描述這個所謂的偉大發明,所以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專利。
那段時間,姐姐的手指頭上總是彌漫着機油的味道,她的磁帶上也有。她過去是相當精緻的,因為她的業餘愛好是鋼琴,父母在世的時候,她的鋼琴技術已經相當醇熟了,經常随兒童樂團出去演出。可能也是因為她的音樂過于突出,所以在過去的那段時間才會對功課漫不經心吧!
我老家的二樓有一台很大的三角鋼琴,據說是媽媽在姐姐六歲的時候送給姐姐的,姐姐拿到那個專利以後,就很少碰它了,隻在假期的時候偶爾談幾個曲子,但已經不是巴赫、李斯特了,換成了黃河協奏曲之類的中國曲子。直到我六歲那年,終于連黃河協奏曲也沒得聽了,姐姐把琴賣了。
我覺得我姐姐是一個很傳奇的人,她做過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還去過林中關懷中心做志願者,那邊的小孩都很喜歡姐姐,說姐姐的聲音很好聽,講故事也肯定特别有趣。
後來,姐姐回國之後真的就來到了南城電視台做少兒節目。
她會把自己講過的故事制作成光盤,自己用業餘時間翻譯成熟悉的幾個語種,郵寄給之前的那家臨終關懷中心。
當然,有很多小孩可能已經聽不到了,那又怎麼樣呢?
電視台是個小小的牢籠,我能感覺出來姐姐是不快樂的。
我和姐姐一樣,讨厭戰争。
不,不是讨厭,是恨透了。
終于,随身聽的機芯被用去油污的各種噴霧處理幹淨了,周謹言拿出一條心的皮帶遞給徐玲悅,徐玲悅認真的研究,隻覺得這隻是一根特殊制作的小皮套,比自己用的小皮套寬,直徑也大,仔細摸還有些輕微的顆粒感。她用力拉了拉,任性比小皮套大多了。
周謹言試圖讓徐玲悅學會纏繞皮帶,兩人費盡心思,終于還是沒能成功。最後,周謹言三下兩下裝好了皮帶,一邊用自己的筆記本和測試帶檢測袋速,一邊繼續講起了他的故事。
我和姐姐都讨厭戰争,這大概是因為父母工作的緣故。
當然了,我小時候讨厭戰争,那都是姐姐的言傳身教造成的。因為我那時候太小,父母去世與我都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我曾經很迷戀無人飛機、坦克和機槍,尤其是機槍,我小時候經常幻想自己是機槍手,在戰壕外扛着機槍突突突打出一串串火舌,我感覺這帥爆了。姐姐到也不阻止我,直到我六歲生日那天。
那天中午,姐姐把我從兒童活動中心帶回來,像小孩子一樣蹦跳着把我帶去車庫,車庫裡是一輛嶄新的甲殼蟲轎車,她又打開車門,車裡放了一套攝影裝備,她說那是送我的,是我的生日禮物。、
M國的消費水平不低,這幾年我們過的其實很清貧,我沒想過自己能收到如此貴重的禮物,姐姐讓我拿着自己的相機,字形鎖好車門,和我一起回家吃飯。
那天中午,我吃的是純正的淮揚菜,不知道姐姐練習了多久做出來的,從那天開始,我開始學習中文和攝影,漸漸地忘卻了機槍。随着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了戰争的恐怖。
也是從那天開始,樓上就沒有那台三角琴了,我有些難過,覺得我的禮物是三角琴換來的,姐姐拍我的頭,笑說:“你得到了這套裝備,我還得到了我的甲殼蟲呢!”
至此以後,每個周末姐姐都會開着那輛甲殼蟲帶我出去玩攝影,我積攢了大量的照片,有一部分現在還在我家的櫃子裡,另一部分被姐姐收藏了,不知道以後她還能不能有機會告訴我那些照片放在什麼地方。
回國前那個暑假,我們去奧林匹克國家公園野營,我和姐姐支起一把巨大的遮陽傘,我在雨傘下面睡着了,那天,我做了個夢,我夢到自己變成了那個我小時候渴望變成的機槍手,端着機槍突突突的吐出一串串火舌,舔舐血和腦漿,槍身愉快的顫抖着,槍管的高溫使我不停的換槍管,但毫不影響那首死亡變奏曲的進行。突然,我的眼睛被一個靠在樹上的女孩吸引,她用深邃的眼睛盯着我的子彈,目光哀婉但平靜,臉上還挂着一種說不出的笑容。我的子彈擦着她的頭皮盯在了樹上,她的頭發刺啦一下變成了焦炭,瞬間由金黃變成了一種灰黑一樣的顔色。不知道誰又開了一槍,子彈把她的頭頂接了起來,頭發刷的散開,她居然頂了一張跟姐姐一樣的臉。我從慘叫中驚醒,然後開始嘔吐。
姐姐輕拍我的後背,問我怎麼回事,我如實的告訴了她,她歎了口氣,說:“也許你夢到的是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