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藤新一在屋裡四處翻看。他的動作很輕、帶着手套，沒有發現什麼線索就會把東西放回原位。森村警官見狀，也就放心地讓他看了。

他走到客廳，在電視櫃下方找到幾本舊台曆，澤田和也大概是有收藏台曆的習慣。有的日曆頁邊已經泛黃，但卻沒什麼灰塵，他可能前不久剛剛打理過這裡。

工藤新一從年代最久的一本開始翻起，上面幾乎沒什麼大段的信息，隻是有時會有一點圈畫。比如十年前大學畢業、八年前母親的離世、四年前入職現在的化妝工作室那天……工藤新一盤腿坐在地上，低着頭，耐心地一本本翻着，終于在翻到三年前的日曆時，找到了線索。

三年前的11月26日，被澤田和也用鉛筆重重地畫了一個圈。

而澤田和也案的案發時間，正是今年的11月26日。

“去查，三年前的這天他發生了什麼，”森村警部補說，“沒想到小朋友你還真是個福星啊。”

工藤優作也湊過來：“這一筆力道很重，澤田先生當時的情緒應該很激動。”

“而且使用鉛筆也很不尋常。你們看，他之前也有圈畫日期的習慣，但幾乎都是原子筆，并且很少用黑色、灰色一類黯淡的顔色。除了他母親去世那天，他用黑色的原子筆圈上之後，用鉛筆在旁邊寫上了‘媽媽，我很難過’的字樣。”

“這絕對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畢竟到目前為止，我們能掌握的情況并不多，連屍體都還沒能找到。”森村警官說，“唯一能确定的犯人訊息就是，這個兇手一定是和澤田和也先生認識的。”

“但這得是什麼深仇大恨啊，”目暮十三不解，“水刑緻死應該帶有報複性質吧？”

工藤優作回答：“的确。犯人連續将死者浸入水中三四次，之後才徹底殺害他，這是一種很明顯的折磨行為。既然犯人和死者大概率是認識的，那麼仇殺的可能性比較大。但犯人撥打電話向劇組裡告知澤田先生死亡的這一行為也很奇怪——他能得到什麼呢？挑釁警方、威脅死者家屬、還是因為自己變态的滿足感？”

工藤新一吸取了剛剛險些露餡的教訓，沒有再多說話，左右他和工藤優作的意見也差不多。隻是，如果通過目前兇手的一系列行為來進行側寫，他總覺得這個犯人的總體形象非常眼熟。

他仿佛小孩子好奇一般，拽着目暮十三的衣角，仰臉看着他：“呐呐，目暮警官，你都有黑眼圈了耶。”

目暮十三彎腰看他，笑着說：“因為最近警察叔叔們真的很忙啊。不止我一個，大家都是這樣的。”

“那，警官叔叔們現在是不是都身兼數職啊，”工藤新一繼續引導，“我看森村警官已經接了好幾個電話，聽起來他起碼要負責兩個案件的偵辦呢。”

“是啊，我們還要負責另一起連環殺人案的，偶爾還會到另外兩個案件裡幫點小忙，真是恨不得一個人拆成三個人用。”

“那，目暮警官也知道血衣案的事情啦？能不能和我說一點，我班級裡的男孩子們都在讨論那個，我想知道我們猜的對不對嘛。”

“這……”目暮十三摸了摸後腦勺，不大方便诶。我也不是很清楚。”

在一旁關注工藤新一的工藤優作忽然問森村警官：“森村警官，血衣案現在，有沒有能夠證明是熟人作案的線索？”

“隻有推論，沒有證據。要是有就好了。”森村警官頭疼，“小田切警部和佐藤警官現在都焦頭爛額的，你也知道那個案子的社會影響有多大——簡直是這四起案子裡輿論浪潮最洶湧的了。”

這也難怪，畢竟血衣案的受害者是一個坐辦公室的白領人士，平時上下班規律，實在是一個徹底的普通人。這個世界上普通人最多，也就代表着會有很多人代入到自己身上，引發群體性恐慌。

而這個案件裡“血衣郵寄”這種事又實在獵奇，更加擴大了讨論規模。

“真的沒有嘛？”工藤新一喃喃道，“可‘血衣’和‘死亡來電’的意味實在太相似了，簡直像是一種翻版。”

“其實那個案子我真的說不上了解，我之前的重心在那個連環殺人案上。”森村警官說，“不過，如果血衣案是熟人作案，那有一些疑點就能得到證實。比如說，犯人為什麼知道被害人釘宮堅一郎先生的停車習慣并且提前在那裡埋伏，又為何知道釘宮先生工位的準确地點。但這些都是推論，即使犯人是一個陌生人，也能通過蹲稍等行為知道這些事。這案子已經發生了快半個月，我們從熟人作案入手，根本沒有查到有關的訊息。”

“嗯……”工藤優作不語。

新一說得沒錯，血衣恐吓和死亡來電确實很相似。一是都揭露了死者死亡的消息，二是都有恐吓意味，三是，這兩個行為都是兇手向死者所在單位發出的。

僅憑這一行為，兩個兇手的側寫幾乎一模一樣。區别僅在于“死亡來電”的兇手更多一重愉悅因素。

“那另一起連續殺人案呢？”工藤新一又問，“為什麼能判定那兩件命案是同一個人所為？”

墜樓案、血衣案和水刑案都是他上輩子沒聽過的案件。唯有這一起連續殺人案，他也許能“先知”。

“犯人都是先用□□電暈了被害人，随後用一把日本刀殺了對方。”森村警官沒反應過來，回答了這個問題。工藤優作又趁熱打鐵：“能說說這樁案子的細節嗎？反正我現在也是警視廳的打雜人員了吧。”

森村警官猶豫片刻，剛要說話，就聽下屬來報：“報告！包裡找到了澤田和也的車鑰匙，屋子其他地方也都沒有随意翻動的痕迹。另外，我們在髒衣簍裡找到了一張幹洗店的回執單。”

“稍等。”森村接過證物袋，對工藤優作說，“你說得對，等回警視廳我再與你詳細說——我可就不客氣地用你這個天才推理小說家當勞力了啊。”

“當然。”工藤優作笑着答應了，背地裡按了按工藤新一的肩膀。那意思是，我這可是為了你想知道的信息挺身而出，欠我個人情？

工藤新一：“……”

他踮腳去看證物袋，發現那張洗衣店的回執單上寫着：“11月24日，一套黑色西裝（含同色領帶），幹洗熨燙，已完成。”

“黑色西裝！”工藤優作和新一異口同聲。

他們從客廳奔回卧室，打開衣櫃，赫然發現：衣櫃裡并沒有一套熨燙好的黑色西裝。

“其他地方有找到這套衣服嗎？他既然簽了回執，衣服肯定已經拿回來了。”森村警官也反應過來，問道。

“沒有，警部補。”警員說，“需要去這家洗衣店問一下嗎？”

“不，沒有必要現在去。”工藤優作說，“以澤田先生的行事作風，他不會在衣物沒有拿回來的時候簽回執，那套衣服必然也是他自己而不是旁人的——衣櫃裡空着的西裝罩就是證據。現在我們可以得到一點：澤田和也先生遇害時穿着的，是一套剛剛幹洗過、熨燙平整的黑色西裝，連領帶都是黑色的。”

他和工藤新一對視一眼，兩個人臉上露出相似的神采。工藤新一接着他的話說：“這就意味着澤田先生最有可能是去參加葬禮或者掃墓。”

“黑色西裝、黑色領帶确實是有可能，但是會不會太武斷了？也有其他可能性吧？既然他那麼匆忙，也有可能隻是随手拿了一套正裝就換上啊。”森村問。

“推理本來就是推出最有可能的結論。”工藤新一說。他的眼睛直視着在場的警官們，腰背挺直，渾身散發着自信的氣場，“還記得之前那個畫了鉛筆圈的日曆嗎？”

于是警察們的工作又多了一項：走訪東京市的各個陵園。

澤田家已經被徹底翻了個底朝天，再沒能找到其他證據。去洗衣店詢問的警員回複說，那确實是一套黑色的正裝，也确實被澤田先生本人拿走了。

“現在森村警官可以和我們聊一聊另一起連環殺人案了嗎？”坐在警車上，工藤新一迫不及待地開口。

“好吧。”森村警官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從副駕的車門處掏出一塊巧克力遞給工藤新一，“新一君也還沒吃東西吧，吃點糖墊墊肚子。”

工藤新一接過來，道謝之後卻沒有吃，翻來覆去了好幾下，才打開來。

工藤優作看着他的動作，想起了兩個月前在設樂老宅看到的相似的一幕。當時茶木警官也給了他一塊糖，而工藤新一同樣沒有立刻吃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