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科雷格一起遛狗的那天，就是我們在雷根斯堡的最後一天。

那天晚上，我們拿到了新年期間的照片，有大家除夕夜跳舞的照片，我看阿爾伯特彈琴的照片，還有滑雪的照片。科雷格說要把希爾德的畫裝上框。我的畫因為阿爾伯特說還不錯，所以自己打包帶回了家。

第二天上午起程回柏林，開始1941年的生活。

不到一周後，阿爾伯特動身去東魯普士，這是我第一次送他離開。

上火車之前我們緊緊相擁，他一次次親吻我。最後撫着我的臉頰看了很久，才轉身登車。

他在車裡面穿行，尋找自己的座位，我在外面跟着他走。當他坐下時，我來到他窗外。

他這次不是直接上前線，我并不很緊張。

可是開|車的鈴聲拉響，火車還沒開，震動了幾下，我的心還是咯噔一聲。我靠近窗戶一些，他從窗口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不用擔心，應該隔一周就有假期，我會經常回來。”他說。

我使勁點頭。

“而且到那裡就給你寫信，盡量多寫。”他說。

他這話讓我笑起來，他表達總是很準确。也許一般人會說“每天寫信”來哄女孩子開心。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每天寫，就不會這麼說。

車開動了，他放開了我的手。好像被一根線扯着，我不由自主跟着車走起來。

他從窗口探出頭，雙手緊緊抓住窗框。

一開始，列車很慢，我幾乎可以伸手就碰到他，但是車加速了。我跑起來，站台的距離這麼短，很快就跑完了。

随着火車轉彎，兩個人的目光聯系也被切斷了。

一根無形的線在心裡，被扯得很長很長，很細很細。它将一直通向東普魯士的某個地方。

我心裡泛起一陣酸楚，分不清是思念、擔憂還是對未來的不确定。當我想認真分辨的時候，身邊傳來一個陌生姑娘的哭泣。

紮着兩個長辮子的女孩蹲在地上，抽噎得站不起來。

“怎麼啦？又不是去打仗，你哭什麼？”她旁邊的另一個女孩手足無措站在那，慌亂地安慰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哭着的人說。

“下一趟車很快就會進站，請前一批送行的人盡快出站！”車站的工作人員用一隻鐵喇叭舉在嘴上，四處邊走邊喊。

“走吧，我們該走了。”她的朋友把她拉起來。

我跟着這兩個女孩一起向外走，剛哭過的女孩在寒風裡打着嗝。

再過兩周，科雷格也要走了。我和剛拆掉石膏的希爾德把他送到飛機場。

和阿爾伯特的通信并不容易。他是去監修鐵路，有時兩三周就會改變地址。我在房間牆上挂了一張德國的大地圖，每當他換了新地址，我就在新地方釘一個紅色小标記。

他中間休過幾次假，最多的一次是回來開會，在柏林待了三天。那一次我們在菩提樹下大街看了電影，後來又逛了首飾店。就是我曾經想給阿爾伯特定做袖扣的施密茨的店。

我去取了定做的兩個白水晶吊擺，把其中一個寄給了隆美爾夫人，另一個自己留着當項鍊。

阿爾伯特買了個胸針給我，然後看起來很随意地讓人給我量手指的尺寸。

想到他可能在考慮訂婚戒指，我心裡一陣陣驚喜，但那天他并沒有買戒指，我也忍住了沒有問。

朗格教授在過年後沒有露面，就那樣消失了。

我們隻知道接替朗格教授的，是萊溫教授。

萊溫教授個頭矮小，不修邊幅，每天都穿着似乎是同一件黑色外套。喜歡抽煙，而就算不抽煙的時候，身上也散發着強烈的煙熏味。

上他的課之前，必須全體起立，沖着學校牆上的浠特勒畫像行舉手禮。

交作業的時候最為兇險。

我原本花了很大力氣的飛行員催眠治療，在他那裡隻得到4分（剛及格），不過其他同學還有不少是5分（6分最低）。

然後他向那些不及格的同學們咆哮：“我原本隻知道心理會‘退行’，但不知道腦子也會退化！把這些内容交給大猩猩也不至于得6分！”

大家戰戰兢兢，都知道這位教授和以前溫和負責的朗格教授完全不是一個風格了。

在讨論朗格教授剩下的那些項目時，他叫了所有相關同學到辦公室。人站滿了一屋子，他頭也不擡，自顧刷唰唰翻着一沓資料。我們不知道他要問什麼，互相交換眼色，誰也不敢先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