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并不在同一個版本，但我們一直在找同一張照片。”

我把它帶來，是想告訴他：

我不是來繼續幹預的。

我來，是為了停下。

———

停下之後的日子，是空的。

不是失落的那種空，而是像一座剛剛裝修完的新房子，幹淨、明亮、沒有灰塵，也沒有回音。

我按時吃飯，出門上課，在圖書館待到晚上十點，再沿着校道走回去。每一步都精準、順滑，沒有任何偏移的迹象。

我不再夢見他。

也不再夢見湖邊、倒三角、那些我曾用來确認“共振”的符号。它們像是被溫柔地抹去了，隻留下一些不再被需要的空白框架。

我開始明白，幹預與不幹預之間，并不是自由與放棄的對立。

它更像兩種語言：

一種是不斷重複“我還在”，另一種是默默地說“我願意不被看見”。

—

停下的第四天，我去了學校舊樓的地下檔案室。

那是曾經我們第一次真正對話的地點之一。

我打開最底層的抽屜，找到一本厚重的檔案夾。翻到某一頁時，我看到一段簽字記錄：

“Cheng — Experimental Group D-4: Behavioral Consciousness Drift suspected.”

我指尖停住。

“Cheng”是他的姓，而“Group D-4”，我記得清楚，是我最初參與Q-Self時簽署的組别代碼。

我們曾在同一個批次裡，隻是時間不同，偏移不同。

但那一刻我意識到：

我不是在尋找他——我一直在和他同時進行着相同的實驗。

隻是方式不同，路徑不同，頻率不同。

但目标一緻：

我們都想知道，能不能不再隻是版本的一部分。

—

我把那頁複印下來，壓在筆記本最後一頁。

然後我在那頁下面寫了一句話，不是寫給他的，也不是寫給自己。

隻是寫給那個還沒決定是否“停下”的人。

那句話是：

“如果你還在等一個理由，那就别停下；

但如果你已經累了——

你可以選擇不再被選擇。”

—

我離開檔案室時，天已黑。

樓道的燈一盞一盞亮起，像是一條正在被點燃的路徑，但這次我沒有走進去。

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沒有回頭。

風從走廊末端吹來，有點涼，卻不再陌生。

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再見到他。

但我知道：

那個願意停下來的我，已經足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