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盧木多與格蘭尼私奔途中，芬恩“在他們住過的每個地方都發現了一塊完整的面包，或者一個未煮熟的鲑魚”[[[][愛爾蘭]托馬斯·威廉·羅爾斯.凱爾特神話傳說[M].西安外國語大學神話學翻譯小組,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192.
]]，這些象征物既是對芬恩權威的微妙緻敬，也是迪盧木多内心矛盾的外化。他試圖在愛情與忠誠之間維持平衡，送還格蘭尼是對愛情的不忠；維持和格蘭尼的關系是對芬恩權威的不敬。他的處境恰是凱爾特社會從氏族公社向奴隸制過渡時價值撕裂的縮影——個體欲望與集體秩序、情感選擇與倫理規範的對抗，在私奔叙事中演變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随着故事推進，迪盧木多的立場逐漸滑向秩序的對立面。“迪盧木多與巨人沙文”的故事中，他為滿足懷孕的格蘭尼冒險挑戰巨人，徹底打破了與芬恩的潛在和解可能。這種轉變不僅是情感驅動的結果，更是叙事結構的必然。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下，迪盧木多必須在愛情與忠誠之間做出抉擇，而他的選擇直接推動叙事走向悲劇結局。而根據神話“解除對立”的功能，這種解除表現為以一方的死亡和毀滅為結局。迪盧木多的死亡不僅是個人命運的終結，更是對越軌行為的叙事性懲罰，通過犧牲個體完成對社會秩序的重構，存在于他和芬恩之間的對立也因此消弭。
（二）愛情排他性與婚姻功利性的沖突
純粹理想的愛情具備鮮明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而在《芬尼亞傳奇》的叙事體系裡，這種愛情排他性通過格蘭尼的情感選擇、行動選擇得到體現并以極為鮮明的二元對立模式塑造出叙事張力，進而深刻地揭示了凱爾特神話中純粹愛情與政治聯姻、個體欲望和集體秩序之間的對立沖突。格蘭尼對聯姻的抗拒，本質上是兩種價值體系的對立。芬恩作為“年事已高，飽經沙場”的軍事首領，其婚姻承載着凱爾特社會的權力穩定和統治維護需求，是秩序與利益的象征；但格蘭尼認為“他已是垂暮老者，年長甚于父君，我對他并無愛戀之心”，将個體情感需求置于首位。這種對立在叙事中被細化為年齡鴻溝與情感缺失。年邁的芬恩以權力追求和秩序穩定為聯姻的首要目的，年輕的格蘭尼則追求基于愛情的純粹結合。她對無愛婚姻的反抗，正是愛情排他性對功利婚姻的直接否定。年輕的迪盧木多成為愛情排他性的最終錨定目标，當她向迪盧木多傾訴“我愛着你……懇求你拯救我遠離這可憎的婚姻”[[[][愛爾蘭]托馬斯·威廉·羅爾斯.凱爾特神話傳說[M].西安外國語大學神話學翻譯小組,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191.
]]時，叙事通過鮮明的對比構建起二元結構：芬恩象征的婚姻秩序與迪盧木多代表的自由愛情形成強烈反差。這種選擇不僅是情感偏好的表達，更是對愛情本質的堅守，格蘭尼拒絕沒有愛情做基礎的婚姻，甯願去追随沒有社會認可的自由愛情關系。在她的認知中，愛情無法與功利性婚姻共存，二者隻能非此即彼，這種堅決的态度強化了愛情排他性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格蘭尼對“折中方案”的摒棄，進一步凸顯愛情排他性的不可動搖。理論上，格蘭尼可效仿騎士文學中“騎士與貴婦之愛”，在維持婚姻的同時追求婚外情，但她不屑于貪圖婚姻帶來的社會地位，選擇和迪盧木多私奔，拒絕将愛情分割為婚姻與私情，正是對愛情純粹性的捍衛。這種叙事選擇不僅體現了凱爾特先民對愛情的質樸認知，更通過對“折中”的否定，将愛情排他性與婚姻功利性的二元對立推向極緻。
在《芬尼亞傳奇》的愛情叙事中，格蘭尼以愛情的排他性為軸心，構建起欲望與秩序、情感與功利的二元對立結構并作出選擇。她對芬恩婚姻的抗拒、對迪盧木多的選擇，以及對“折中”的否定，層層遞進地展現了愛情排他性的力量。這種叙事邏輯不僅揭示了凱爾特文化中愛情的神聖性與莊嚴性，更以對立的元素推動叙事朝着沖突和矛盾爆發的方向發展。
五、《芬尼亞傳奇》中愛情叙事的文化内涵
（一）凱爾特傳統自然崇拜與原始巫術
原始社會的信仰與實踐是一個綜合性社會事實，即宗教、經濟、社會關系等要素相互交織，共同構成文化運行的邏輯。在《芬尼亞傳奇》中，凱爾特人的自然崇拜與原始巫術并非孤立的信仰現象，而是作為社會事實的一部分，深刻滲透于愛情叙事的肌理之中，成為理解其文化内涵的關鍵密碼。
凱爾特人的自然崇拜将萬物納入神聖秩序，“對于凱爾特人而言，宗教信仰和他們身邊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幾乎所有的地貌特征都被賦予了某種神聖含義……任何一座山峰、一棵樹、一條河流或一眼泉水均有神靈駐守。”[[[]荷蘭時代生活圖書公司編.史前英雄——凱爾特神話[M].費雲楓,張曉甯,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26.]]這種世界觀通過神靈與動物的共生形态具象化。戰争女神莫瑞甘化身烏鴉、豐産神塞爾農諾斯以鹿角為标志，這些獨特的神形映射出人與自然的深度聯結。當芬恩食用由先知芬坦化身的鲑魚獲取智慧，這種行為絕非單純的傳說叙事，而是将知識獲取儀式化，通過 “觸染巫術”，人類與神靈、自然實現神秘的能量交換。這種文化邏輯表明，凱爾特人的智慧傳承并非個體經驗的積累，而是對自然神聖性的虔誠接納。
原始巫術構建起凱爾特社會的意義網絡。芬恩借助魔力之矛獲取勇氣、迪盧木多因詛咒走向宿命，這些情節揭示出巫術不僅是超自然力量的展示，更是社會規則的維護機制。當迪盧木多以面包和魚暗示清白，或是芬恩請巫師追殺私奔者，巫術已成為調節人際關系、裁決道德是非的文化工具。巫術實踐是社會集體情感的投射，在《芬尼亞傳奇》中，巫術将愛情的矛盾、權力的沖突轉化為可理解的象征體系，使個體行為在神聖框架下獲得合法性或遭到懲戒。
自然崇拜與巫術的交織，塑造了凱爾特文化獨特的倫理觀念。迪盧木多獲得愛神賜予的黑痣，暗示其愛情得到神靈庇佑；而他的詛咒則源于違背社會秩序的行為，這種“神意裁決”将情感選擇納入道德評判體系。在凱爾特人的認知中，愛情并非純粹的個體情感，而是與自然、神靈的意志緊密相連。當格蘭尼選擇迪盧木多，本質上是選擇了一種符合自然神聖性的情感模式，而芬恩的憤怒與追殺，則代表着社會秩序對越軌行為的集體回應。
（二）德魯伊宗教信仰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德]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反杜林論[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1]]，凱爾特人的原始部落宗教同樣遵循此理。德魯伊宗教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态和維護統治的工具，依托德魯伊這個社會階層運行，他們以原始巫術為主要手段、以凱爾特人自然崇拜為基礎，維持着德魯伊宗教體制并充當虛構的神靈的代行者，廣泛參與社會事務。在神話的愛情叙事中，他們既是凱爾特文化活着的載體，還是愛情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劑與推手。
“作為凱爾特人的祭司階層，德魯伊特的勢力在凱爾特人社會中無處不在，他們是祭司，是溝通塵世和神界的媒介，并舉行神秘的儀式為收獲、戰争、加冕和對部落的安康至關重要的其他各種活動選擇良辰吉日……他們還在處罰犯人、劃分地界、離婚和遺産繼承糾紛等事務中行使法官職權。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凱爾特傳統信仰的衛士，傳播積累了幾個世紀的信仰傳說和禮儀習俗。”[[[]荷蘭時代生活圖書公司編.史前英雄——凱爾特神話[M].費雲楓,張曉甯,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33.]]以德魯伊為中心，凱爾特人傳承着他們自己的民族神話和民族信仰，并依靠德魯伊講述的神話傳說和口口相傳的部落習俗維持自己民族的共識。
在《芬尼亞傳奇》的愛情叙事中，德魯伊的職業屬性變淡，其特有的魔法能力和社會地位得到保留。德魯伊的威能被賦予到故事中或正或邪的角色個體上：拐走薩巴的黑巫師達克；迪盧木多的詛咒來自母親奸夫洛克，“他買了一個巫師用的棒子，在小孩的屍體上重重敲擊，于是小孩慘死的地方出現了一隻體型龐大的野豬……他對野豬說道：‘我命令你将德莫特·奧迪納咬死。’”愛神安格斯為保護養子設下禁令又同死去的養子的靈魂對話緩解喪子之痛；芬恩具備手中所捧之水可以救活人命的神通。[[[][愛爾蘭]托馬斯·威廉·羅爾斯.凱爾特神話傳說[M].西安外國語大學神話學翻譯小組,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194.]]上述人物使用德魯伊的能力，既有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完成複仇懲戒的，也有為了一己私欲、滿足個人情感或利益需求的，又或二者兼有。德魯伊們在維護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社會秩序時，也具備凱爾特人處于原始社會與奴隸制社會過渡期間的特點，他們将本應為宗教信仰服務的能力用在自己私人的利益和情感上，圍繞着迪盧木多和格蘭尼的私奔，各自陣營不同的德魯伊（包括芬恩和愛神自身）借由宗教信仰的裁決審判之名，滿足個人在其中的期望。在體現德魯伊宗教信仰的同時，德魯伊自身的私人行為也在拆解宗教信仰的權威和神聖，讓德魯伊宗教信仰走向世俗化。作為魔法和巫術的施加者，德魯伊在走向私有制和更進一步的社會形态中回應着時代的呼喚，并以他們手中的權能有力而具體實際地影響着社會成員。
（三）主權女神的雄競戰
如果承認自然崇拜、原始巫術和德魯伊宗教信仰在凱爾特人社會與《芬尼亞傳奇》的愛情叙事中充當文化背景、調解手段和社會規則維護的功能。那麼理解主權女神這一凱爾特神話中特别的象征角色的地位和在愛情叙事中的表現，對深刻剖析迪盧木多、格蘭尼和芬恩之間的故事有着直抵凱爾特愛情叙事深層邏輯的意義。
主權女神是凱爾特人對生活的土地的象征化和神化，是自然崇拜在政治上的體現。“她們象征着統治權和土地的繁榮興旺。根據古老的信仰，國王隻有和這樣一位女神婚配後，才能保證土地肥沃多産，人民安康幸福。基督教傳入前，愛爾蘭國王在塔拉舉行登基典禮時，将和一位母親神舉行象征性的婚禮儀式。”[[[]荷蘭時代生活圖書公司編.史前英雄——凱爾特神話[M].費雲楓,張曉甯,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17.]]在婚禮上“女神遞給他（國王）一隻裝滿紅酒的金杯，象征着太陽以及它帶來的利益：這個王國綿延不斷的繁榮興旺。”主權女神具備巨大的權勢和崇高的地位，世俗統治者需要迎合主權女神來獲得祝福和統治的合法性。國王通過這種結合儀式來昭告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神聖性，将自己作為主權女神的配偶神化。
在凱爾特人的愛情故事中，主權女神以女主角為外殼行動，在米蘭達所著《凱爾特神話》中，其提出這種存在于凱爾特愛情叙事中的三角戀情“可能是‘主權神話’的一種隐藏變體，在這類神話中，年老的國王遭到年輕的王位争奪者的挑戰，而位于三角中心的年輕女子則扮演着主權女神的角色，年輕篡位者必須通過同她結合的方式才能赢得她賜予這片土地繁榮的能力。如果國家需要恢複活力，那麼衰老而必朽的君王必須被褫奪王位，代以生機勃發的新人。”[[[][英]米蘭達·阿爾德豪斯-格林.凱爾特神話[M].劉漪,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60.]]
對國王的年歲要求本質上是凱爾特人将原始巫術和自然崇拜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通過“主權女神-國家繁榮-神夫”的鍊條，将統治者的身體狀況投射到國家和民族的繁榮上。這中間結合了巫術的“相似律”和“觸染律”[[[][英]J.G.弗雷澤.金枝[M].汪培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26.]]，以虛構的主權女神作為統治者和國家之間的鍊接，用“年輕國王取悅主權女神從而賜予繁榮”的方法，在原始生殖崇拜的影響下讓國王處于被主權女神施舍恩賜的下位，也符合凱特爾神話特有的女性叙事特點。同時期故事“銀臂努阿達”中也對此存在有力證據：“一位國王的身體必須是完美無缺的，不能有任何殘損和畸形的部分。努阿達（一位國王）的一條手臂在戰鬥中被砍斷了，因此他必須交出王位。”[[[][英]米蘭達·阿爾德豪斯-格林.凱爾特神話[M].劉漪,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51.]]
主權女神是新老兩任統治者的讨好與争取對象，若以此論，《芬尼亞傳奇》中格蘭尼的最終待遇也能得到解釋：作為私奔的妻子，格蘭尼沒有受到芬恩的報複與冷落，因為她是主權女神的化身，不可亵渎。以主權女神作為土地化身、以國王作為鍊接女神和世俗的紐帶、以新代老維持國家繁榮成為凱爾特人在自然崇拜、原始巫術雙重訓導下對政治的基本理解邏輯兼文化底色。
在凱爾特人的底層思維中，一老一新争奪美人的愛情故事實際上是針對主權女神展開的雄競戰。未能順應這個政治邏輯的年老統治者會得到惡果。托氏《凱爾特神話傳說》中，篇章“芬尼安戰士的歸宿”“歌拉戰役”“奧斯卡之死”交代了芬恩的騎士團如何走向末路，他們“已經發展成為愛爾蘭境内一支獨特的、參保的武裝力量，他們向諸侯随意征收苛捐雜稅，享有種種特權”，并遭到敵對，時任國王“号召其他地區的國王聯合起來對抗這些芬尼安戰士。”[[[][愛爾蘭]托馬斯·威廉·羅爾斯.凱爾特神話傳說[M].西安外國語大學神話學翻譯小組,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196.]]《史前英雄——凱爾特神話》中，精辟記述“狄阿爾梅德之死暴露了芬恩性格上的陰暗面，而此前他一直被認為是完美的英雄，随着芬恩人格的堕落，芬尼亞勇士團的地位和行徑也開始惡化、他們越來越脫離老百姓……他（奧斯卡）的死亡預示了芬尼亞勇士團的衰敗。”[[[]荷蘭時代生活圖書公司編.史前英雄——凱爾特神話[M].費雲楓,張曉甯,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62.]]在愛情悲劇中，芬恩暴露了自己的缺陷、也在争奪主權女神化身格蘭尼的比賽中落敗。在已有鋪墊的獨裁者叙事和僞英雄叙事下走向自己的結局。赢得主權女神青睐的迪盧木多被後人銘記、在比賽和考驗中升華為真正的英雄。
無獨有偶，同類型愛情三角故事“悲傷者迪爾德麗”（出自《奪牛長征記》），亞瑟王傳說（原著《亞瑟王之死》）均屬和《芬尼亞傳奇》同時期或模仿其愛情叙事結構的作品，其中都出現了類似的三角愛情故事，迪爾德麗和不知名的年輕情人反抗康納爾王的強娶；亞瑟王憤怒于桂妮薇娅與蘭斯洛特“恢複舊日的愛情”[[[][英]馬羅禮.亞瑟王之死[M].黃素封,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898.]]。他們演繹着與《芬尼亞傳奇》類似的愛情悲劇。并且結局都是年長者奪得美人、政權崩塌、國破家亡。凱爾特人以三角愛情故事來隐喻遠古年代年老統治者和年輕挑戰者的權力争鬥過程，故事真正的焦點不在于愛情是否修成正果，而在于其政治勸誡意味，教育民衆和統治者應當順應自然法則，讓年輕的國王統治國家，取悅主權女神。
将主權女神的概念同統治者選擇、國家繁榮聯系到一起，并将主權女神投入到愛情三角故事中告誡衆人，不僅是自然崇拜和原始巫術在政治生活中的運用與投射。更是凱爾特人将理解世界的方式從個體貫通至民族和國家等共同體的最終形态。在《芬尼亞傳奇》的愛情叙事中，角色不僅僅是角色，更是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人物隐喻。凱爾特人傳唱傳說時也在傳承他們獨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傳統。主權女神這一富有凱爾特文化特色的象征性形象使凱爾特的愛情叙事增添了更有現實意義的故事解讀角度；她的存在和作用同時彰顯了凱爾特人的自然崇拜、原始巫術在政治中的運用以及凱爾特神話中特有的女性叙事功能。在賦予愛情悲劇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時，也在另一層面提高了神話中不可違抗的“命運”的層次：命運被具化為大勢所趨的統治者更疊、不可違抗的社會發展潮流。主權女神在虛構故事中參演的愛情悲劇則說明了凱爾特人當時所處的複雜社會過渡時期境況：年長者奪得美人，是對即将進入奴隸制社會的準奴隸主的映射；年長者不得善終，則體現凱爾特人對過往原始公社時期人人基本平等的懷念和習慣性遵循。在社會形态轉型的陣痛期社會規則和政治理念都發生了更疊，凱爾特人則寄希望于主權女神調和這種矛盾、糾正這種混亂，這種期望最終被體現在他們的愛情叙事中以小喻大地展現出來。
六、結論
《芬尼亞傳奇》的愛情叙事以豐富的叙事手法、三角關系構造與凱爾特文化内涵的埋藏，構建了凱爾特神話中獨特的叙事體系。在叙事結構上，芬恩的三段婚姻以線性叙事為主幹，通過倒叙手法嵌套非線性片段，并同迪盧木多的預叙、時間跳躍和格蘭尼的延後叙事共同構成線性叙事和非線性叙事交織的叙事結構。這種結構既延續了古典史詩的鑲嵌式叙事傳統，也體現了凱爾特神話的框架故事特質。三角關系的叙事張力集中體現為二元對立的動态博弈，在三角構造中，芬恩完成從英雄到“加害者”的功能轉變，格蘭尼轉身為主動者和發出者類型的特殊行動元強制改造了迪盧木多的角色功能，使其成為愛情故事的主角，同芬恩一起構成首尾相連的三角構造。在其中，迪盧木多和芬恩各自特質的巨大差異、迪盧木多和芬恩源自血緣與權力、忠誠和背叛、個人情感與集體秩序的對立因素同格蘭尼價值觀中愛情排他性與婚姻功利性的沖突結合，促使格蘭尼選擇迪盧木多作為情感自由追求的載體，推動三角關系的産生和運作。
在文化内涵層面，凱爾特的自然崇拜與原始巫術滲透于叙事肌理。迪盧木多的黑痣、芬恩的智慧鲑魚傳說，均體現“觸染巫術”的能量轉化邏輯；德魯伊的魔法能力是社會規則的維護工具，又因個體私欲走向世俗化，暗示宗教權威的解構。格蘭尼作為土地主權的化身，其婚姻選擇本質是新舊統治者的權力鬥争，年老的芬恩代表衰敗的權威，年輕的迪盧木多象征新生力量，二者的鬥争映射凱爾特人對“國王—土地—繁榮”權力鍊條的笃信。這種将政治更疊寓言化的叙事，使愛情悲劇升華為社會轉型的文化隐喻，如迪盧木多之死隐喻原始公社向奴隸制過渡的陣痛，菲奧娜騎士團的衰敗體現凱爾特人對公社生活的懷念和對新式社會形态下觀念轉變的反感畏懼。主權女神的存在，既賦予女性叙事動能，又将個人情感抉擇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最終形成凱爾特神話中“命運即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層邏輯。
《芬尼亞傳奇》的愛情叙事超越了單純的情感書寫，通過叙事結構的精巧編織、以二元對立因素構建三角關系、凱爾特文化符号的隐喻象征，既展現了神話作為社會事實反映的客觀現實性，也體現了凱爾特先民在面對時代發展時對認知沖突、社會矛盾進行的個人能動性思考與探索。在以神話文本對當今叙事學研究作出貢獻的同時，也以另一種方式将凱爾特人對于個體情感、社會倫理和世界認知的獨特文化觀念和認知邏輯流傳并得到展現，換言之，《芬尼亞傳奇》也是活着的凱爾特文化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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