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不是我找你。這是我回信。是回那個十四歲的我，也回你。”

信寄出之後，我沒有期待立即的回應。因為如果她真是那個寫下那些話的人，她大概經曆過比等待更漫長的事，比如解釋無效。

比如講過的詞句被當成病狀分析。比如剛說完第一句，就被人搶着蓋上“我們理解”的章。比如總是有人希望不要在講這樣的話題，有的人是真的不再希望這樣的痛苦在讓别人想到過去的事情，而有的人是害怕這樣的故事被一次次的訴說。

所以我等着她的回複，與此同時，我開始整理一份新的創作計劃草案，雖然還沒有确定是長篇小說還是中短篇小說，我也不确定要寫通俗文學，純文學，嚴肅文學，還是類型文學，或者網絡文學，但我從心裡聽到有個聲音勸我趕緊打開電腦去打字，去進行叙述。

最開始，我把她們說過的話，原樣印出來，放在一本文集裡，我起名為：《她們說過》 ，整本書隻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三十六句原文，每頁隻印一句話。第二部分是可寫空間，留空行，讓看見這些話的人，如果想寫一句，就寫一句。

第三部分是封底，寫一句唯一的出版權說明： “這本文字不是‘作品’。這本書是她們講完後的句子收據。她們說過。我們保留一份。真要問是什麼，那隻能是我新小說的基石。

我聯系了一家在做獨立出版的機構，告訴他們：我不需要設計，不需要營銷，隻需要紙張夠厚，不透字。然後印完之後，我想把它保留下來，比起是為了喚醒。更像是為了她們已經講完了，我們不要再删她們一次。

教授知道後問我，“你這樣做是不是有點‘情緒浪漫主義’？” 我笑了，隻是說，“我隻是在保一份原話。”

我看我們這個世界對女生的情緒，從來都是兩種處理方式，輕聲說“理解你”，然後告訴她“可以講一點點”；或者直接堵上嘴，說“不要搞特殊”。

而我做的，就是在她們說過之後，把那堵上來的手拿開，不給她們換詞，不給她們翻譯，不再加注腳。她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如果你覺得“不好聽”——那是你問題。不是她們問題。

信寄出後的第十三天，我收到了陳瑤的回信。沒有郵箱，沒有語音，沒有任何平台私信。是一封用信紙寫的長信，裝在一隻灰白牛皮紙袋中，字體清秀，封面沒有署名。拆開時，我的手在抖。

信開頭這樣寫：“WU，你好，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完全明白我們當初寫那些話時，是用怎樣的狀态。但我讀完你的信之後，我決定——我可以回應一次。”

她沒有感謝我，也沒有寒暄客套。她寫得很平靜，像在講述一次沒有人要求她說的事：

“那三十六句話，很多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我們互相抄、互相接，有的在廁所、有的在語文書空白頁，有的在日記裡寫了又劃掉。你看到的是整理好的版本。你沒看到的，是我們說出來前的那幾十次沉默、猶豫、差點不說了。”

她說，她明白我想做什麼，也不會反對，但她也告訴我：“我願意跟你講一次，原樣的。但不是為了你理解我，是因為她們——曾經真的講過，所以她們，值得被聽一次，原樣的。”

她在信末寫下一行字，像是對自己，也像是對我：“你不是在收集真相。你隻是在證明她們沒有說謊。”

落款沒有署名，隻有一個代号： “C.Y.”

我把信重新折好，夾在《她們說過》的草稿最後一頁。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們誰都不是“主角”。我們隻是她們說完之後，還願意把那句話留下來的人。不是為了出版，不是為了研究，不是為了任何人點贊、傳播、引用、表演、轉譯。

而是因為她們說過，這一事實，哪怕世界不聽、不記、不回應，也不能被撤銷。

信紙靜靜在我的書桌上躺着，她寫完了，她們說過了，我也安靜了。